读《可能性的艺术》

在读《可能性的艺术:比较政治学30讲》(刘瑜),刘瑜不愧是公共写作领域经验丰富的作家,作者流畅的使用浅显易懂的比喻来解释学术概念,为这本科普向的作品增添了许多亮点。

学术有路线之分,民间也有观念之争,大多数时候网络上的争论之所以低效可笑,正是因为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参差不齐鸡同鸭讲,甚至干脆就是菜鸡互啄,没有“讨论”只不过分立场站定,试图争个我对你错。

这本书的好处在于,作者通过全球视野、政治转型、国家建构、文化冲突、经济发展五个章节,全面的、多方位的呈现了诸如法国、埃及、南非、印度、美国、伊拉克、韩国等等许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发展过程和标志性事件,对其规律做学术性总结和通俗精妙的类比,不仅能够非常有效的帮助大众理解、对齐这些常见概念,也是以一条完整的主线穿插其中,详尽阐述了本书的主题:政治比较的维度。

以下是部分引用:

11.印度怎么了

由于…… 经济落后、基础设施落后,腐败、公共服务匮乏,人们当然会忍不住发问,印度怎么了?一个已经民主化70多年的国家,为什么民主“不管用”?

其实,这个问题本身问得可能就有问题。为什么?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成问题的“假定”:似乎一个国家民主化,它就应该会带来经济发展、政治清廉、公共服务提升。为什么说这个假定“成问题”?因为它错误地理解了民主的功能。

民主的功能是什么?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,我的理解是,民主最重要的功能,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,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。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,是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”。这是它的核心功能。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,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。

因此,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、政治清廉、公共服务提升,几乎相当于质问,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,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?的确,老虎被关进笼子,猴子们更安全了,但是,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,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下更多的雨,隔壁树上的猴群更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放弃争抢地盘。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,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。

当然,这不是说,民主肯定无法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,只是说,它能否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,取决于很多条件,因为归根结底,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,而不是决策本身。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,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,但作为一个程序,它会产出什么,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。举个例子,假设一个学校非常开明,让学生们自己决定,午餐食堂应该提供什么,这是民主对不对?这当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,但是,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,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、炸鸡和可乐,最后学生们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,那么,民主当然“不管用”了。

所以,民主作为一种程序,体现对民意的尊重,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。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,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。我把这个观点称为“政体有限论”。民主是否重要?当然重要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尊重,希望统治者不能任意妄为。但是,一个球赛的规则再公平,也不可能保证球赛一定精彩好看。球赛好不好看,规则非常重要,但是最终而言,取决于球员会不会踢球。

为什么强调政体的有限性?因为我发现,人们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时,倾向于过分夸大政体的作用,而忽略人们往政体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。这种夸大,有时候表现为“民主浪漫主义”,似乎一旦民主化,一切问题迎刃而解;有时候则表现为“威权浪漫主义”,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,经济发展、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。

但事实上,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。很多情况下,甚至可能是次要的因素。有些国家,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,似乎都建设不好,比如阿富汗,过去几十年,从极权到威权,从神权到君权,从美式民主到苏式威权,各种政体神农尝百草一样全都试过了,但是没有一个模式“管用”。所以,政体不是万能药,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,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。

……

所以,社会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,它往往具有极其复杂的成因,仿佛10匹、20匹、100匹马在拉一辆车,不要轻易指着其中一匹马说,都是因为它。民主当然很重要,它通过将协商精神嵌入决策程序而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尊重,它给权力套上缰绳,要求执政者平视而不是俯视民众。但是,民主不是从天而降、背着一大袋礼物的圣诞老人。事实上,我们知道,圣诞老人并不真的存在,一个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藏着什么,取决于千千万万个父母在圣诞节之前花费了多少心思。所以,不管是什么制度,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,是永恒的道理。民主没有那么神奇,甚至,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,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,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。

17.国家能力从何而来

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独特的“文官”传统?读书人什么都没有,皇权为什么要依靠他们来治国?其实,仔细想想会发现,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,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,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,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,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,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,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。

更重要的是,谁说读书人什么都没有?他们有笔杆子啊。打天下的时候,可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,但是坐天下的时候,很大程度上就是笔杆子里出政权了。枪杆子让人“口服”,笔杆子才让人“心服”。社会学家迈克尔·曼(Michael Mann)曾经说,权力有四种形态:军事权力、经济权力、政治权力,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。文人所掌握的,正是这第四种权力。

事实上,中国的国家建构,面临的挑战和其他国家非常相似——那就是,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,离心力量不断涌现:贵族势力坐大,门阀财阀权力坐大,武装力量失控,奇奇怪怪的宗教势力不断冒出来,等等。我把这些离心力量的不断涌现统称为“封建回归的压力”。当然,这不是指“封建制”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回归,而是指“封建性”的回归,即权力分散化、碎片化、蜂巢化的自然趋势。

……

最终,中国的皇权克服了“封建回归”的压力,走向了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体系。皇权是怎么做到的?关键字,就是文官制中的这个“文”字。突出“文”,就必须抑武、抑财、抑商、抑教;也只有联合“文”,才能抑武、抑财、抑商、抑教。比如,在中国历史上,比较成功的皇帝都要抑武削藩,打击可能坐大的军事势力。这方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,不用我多说,刘邦贬韩信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、朱元璋杀开国功臣,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。

又比如,打击豪强,抑制工商,钳制可能坐大的经济势力,也是中国古代皇权的长期斗争方向。秦始皇“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”,汉武帝“算缗告缗”,都是抑制商业势力的表现。中国很多朝代都有“抑兼并”的措施,防止土地变得过于集中,防止豪强地主势力出现,这其中有养民惜民的成分,但是防止经济权力挑战政治权力,也是一个重要考虑。

所以,在中国历史上,很少有能世代积累的财富,因为你一旦富到一定程度,官家常常就盯上你了,把你打回原形。我看学者王毅写的《中国皇权制度研究》里面提到,为什么中国人的虚无主义精神传统比较发达?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“古今将相在何方,荒冢一堆草没了”,等等,正是与皇权下缺乏产权保护的制度结构相关。 打掉了更具独立性的经济势力、军事势力、宗教势力,读书人集团就浮上来了。靠什么机制浮上来?最开始是“察举”,后来发展出了举世闻名的“科举”

……

科举制的一大功能,就是把四处冲撞的精英冲动,纳入到一个轨道上来,那就是读书 做官,为皇帝效力。这就类似于面对四处蔓延的洪流,给挖一个沟渠,把所有的水都给引 到这一个水渠当中,让水势变得可控。所以,科举制的厉害之处,不仅仅在于选拔了一批 人才,而且是通过利益和价值导向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。10,000个人去参加考试, 最后可能只取100个人做官,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100个人,而是让那9900个人 也加入这个游戏,这就是科举制政治吸纳的功能。

18.美国: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

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,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,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,而是社会运动。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,通过街头的、媒体的、工会的、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政府的角色,改变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,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“国家观”。

当然,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,它以自由为前提,以民主为传导机制,因此,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。在这个力量的驱动下,今天的美国政府,已经和200多年前那个只够凑一桌麻将的美国政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它不再是那个为“是否要成立一个国家银行”而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,也不再是那个为“政府是否有权征收收入税”又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,更不是那个认为雇用童工等于市场自由的国家。总之,美国人不再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洪水猛兽,而是视之为社会进步可能的盟友。人们对自由的理解,也不再仅仅是政府的缺失,也可以是政府的扶持。所以学者艾克曼(Bruce Ackerman)说,美国的宪法是一个“活的宪法”,它的作者不仅仅是开国之父们,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会契约的美国人。

美国的国家建构历程给当代世界带来重要的启示,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展示了国家建构的一种可能道路,而且因为这一道路在当代世界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。我们之前讲到,历史上,战争对于国家建构起到关键性作用,但是,战争这个机制在当代很难借鉴。为什么?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,一个战争深受唾弃的时代。我们总不能对那些国家能力比较弱的非洲国家、拉美国家说:来,为了国家能力的提升,你们打个几百年,最后胜出的那个,1000年后就大国崛起了。事实上,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,我们今天也不必哀叹阿富汗、伊拉克的战火了,而是应该为它们走在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而欢欣鼓舞,对不对?但事实并非如此,因为我们相信,在当代世界,国家建构应该寻找更加文明的道路。

同样,庞大而细密的官僚系统虽然对东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,但是,这种几千年前积累下来的“扩展秩序”很难复制。而且,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“官逼民反”的故事也可以看出,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。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、之浩大、之惨烈,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。每到改朝换代,动辄数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灭绝,不得不说与官民力量极其不对称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。

通过社会压力给国家赋权,是“另类道路”的启示。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,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,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必须牺牲民权,或者声张了民权就会削弱国家能力,所以应该等建设好了国家能力再来发展民权。这种“顺序论”乍一看似乎有道理,其实非常可疑,因为当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,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,这种“等国家崛起了再来谈论民权”的逻辑,有点类似于“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”的逻辑一样,不知道你信不信,反正我觉得可疑。

更重要的是,当国家接纳民权,国家能力未必受损,它反而可能因合法性上升而国家能力上升。在英国历史上,政府打仗永远缺钱,什么时候开始不缺钱了?光荣革命之后。当王室的权力“被关进笼子里”,国家的财政能力反而上去了。当英国人觉得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人之国、一家之国,而是大家之国,他们反而开始愿意交税了。

最后,我想强调一点:虽然美国的国家建构道路是通过社会压力给政府赋权,但是,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经验理解为政府越大越好,职能越多越好,有了政府的身影,什么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我在前面也说到,美国国家能力的上升只是和历史相比,其绝对水平在不断上升,但是就国家和社会、政府和市场、中央和地方的相对力量对比而言,美国仍然是一个“国家能力有限”的国家。

这可能才是美国经验的真正特色——一个强大的政府,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。国家在成长,但是对于社会、市场和个体而言,它仍然是配角。我们常常把“治理”等同于“政府”,认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,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来自社会本身。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盖茨和马斯克,成就爱因斯坦和费曼,培育硅谷、好莱坞或者百老汇,其国家能力,从根本而言,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。这或许不是国家能力提升的唯一道路,未必能够被其他国家复制,甚至未必会被美国人自己的后代继承,但是,国强不必民弱,甚至民强国可更强,这一可能性的存在,还是鼓舞人心。

《可能性的艺术:比较政治学30讲》(刘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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